拱顶步形（多奇）－Gewölbter Gang

苏晓康

　　●六十年过去，中国依然是近代二百年的逻辑因果，五四近百年的自然延续。恶的历史又轻易地重覆了一次。
　　

       一九六一年我家从杭州迁到北京，住进景山东街西头的一个大杂院，名叫西斋，原先是京师大学堂、亦即后来北京大学的宿舍。隔街就是紫禁城后面的景山，旧称煤山，有个左侧门可进。于是天天放学之后，我都跟伙伴们到那里面去，先找个石凳写作业，然后环山追逐，或在山坡上打滚儿。这景山顶端，有个万春亭，朝南望去，整个故宫就在眼底，一览无余。那铺天盖地的黄灿灿琉璃瓦，宛如一个金色大湖。再往南端远眺，便是天安门广场，却只见纪念碑露出它的小顶冠，而万春亭的山坡，成了观礼花的最佳地段，每逢十一国庆，我们小孩子夜里就去找个树丛卧下，看那大殿群背后冲起的烟花满天缤纷。

　　烟花明灭，在转瞬之间，铸成了一代人的虚假观念，也燃尽了他们轻薄的理想。六十年代初，北京城里几人知晓，神州大地已是饿殍遍野？而这广场上的绚烂夜空，跟后来长安街的血光，又是一种甚么因果？而今清点这六十年，不如清点一下我自己的心智（mentality），看看在那里面积淀了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不能言明却又制约我的？我是一九四九年生人，最标准的「共和国同龄人」，也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的一代人，我们却说不明白这幻灭的滋味，因为我们从未面对过自己的「个人精神史」。

　　斯大林／俄罗斯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无疑是我们的一个来源。你刚睁开眼睛，已经没有历史了。也许使用「蒙太奇」的镜头描述，是此刻我只能做的。一九五三年我才四岁，至今记得那时的一个场面：大人们都站在院子里，仰面朝天，等待天上一架飞机驶过，那是为斯大林逝世而全中国举丧。你能说这不是一个来源吗？我们这一代人，跟已经颠覆了他们自己历史的那个俄罗斯，有太多联系，而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毫不相干。意识形态、制度建构的移植，就不去说它了，在文化上我们所能吸吮到的养分，从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等，哪一样不是来自苏联？我们读托尔斯泰多于雨果，对莎士比亚则很陌生，自然读得最多的是鲁迅，而他也只晓得东欧苏俄。《列宁在一九一八》是我们的黑白电影。我们一辈子只爱听那个「外国民歌二百首」，大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尤其苏联的最多。从那斯拉夫旋律中，可以追寻捕捉我辈难以言说的私人心境，更是尸陈国家话语的一座马王堆。那时既无电视ＭＴＶ也无ＣＤ随身听更无iPod，但这一代人的音乐记性好得惊人，个个皆靠模仿，把歌词和歌手的唱腔学得逼真。说这是「吃狼奶」，大概过于简单化，但是标榜为「俄罗斯传统」，则是一种矫情。我们没有能力从这种「传统」中剔除民粹主义、领袖意识、政党逻辑、暴民倾向、平均观念等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决定论、两极化，才是要害。

       东方红／温都尔汗

　　于是「领袖」便纠缠我们一辈子，成为难以摆脱的一种「父权」。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前夕，人大会堂里在彩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弄到一张票，看得目瞪口呆，像喝醉了似的回家去。一种来自朝鲜的造神「巫术」，对于北京的魅力型领袖，乃是如获至宝的，而真正的总导演是宵衣旰食的国家总理。那其实是在彩排十年文革。舞台上的阿谀、迷醉、癫狂，后来如法炮制到天安门广场，观众席里如潮水一般流传的，则是来自全国的百万红卫兵。这个彩排一直进行着，也没有随同文革而谢世，又在二○○八年夏天的「鸟巢」里再次上演。这种巫魅的仪式，对现代中国人进行了一道作旧处理，把他们变成一支支雄壮的秦俑方阵，六十年来从骊山秦始皇陵寝中陆续出土，也预先为两千年后的「全球化」世界工厂备好了庞大劳力。

　　话说温都尔汗的一个炸雷，把我们从批斗、武斗等种种攻击他者的野蛮之中惊醒后，记忆就被刷得一片空白。甚至塞给我们的这个幻灭，至今都是一个说不清的阴谋，而若是没有这个阴谋，我们恐怕一直要乐呵呵地呆傻下去——世上曾有哪个世代如此可怜过？于是，这样的幻灭，便不是甦醒。于是，我们还会对另一个「领袖」着迷，虽然他只不过比前一个矮了一头。他们可以再骗我们一次，实在怨不得他们，只怪我们永远不懂一个常识：他们本来就是骗子嘛。无可救药者，更在这种「政治盲瞽」已然进入遗传基因，将繁衍出一代代幼稚的「理想主义青年」，无论是「八九」学生还是「可以说不」的愤青。八九年五月的一个夜晚，我站在金水桥的栏杆旁，张望那沸腾广场上的黑压压一片，心里焦急的只有一件事情：怎么才能让这些绝食的学生，和前来助威、呵护的百姓们相信，共产党是会开枪的？那是已经杀了四、五千万人之后依然存在的一个难题！

　　子弹费／民族魂／造神

　　因为人口过剩就人命不值钱？因为尊齿就得听任老人无耻？因为皇帝曾经丧权辱国就让主席凌驾一切？因为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就得服从「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学生不肯撤出广场就得开放外资大举入侵？假如这些也算争议的话，那么都要由子弹来裁决，而子弹果真呼啸而来，木樨地的饮弹者却是一声「橡皮子弹」的惨叫——无奈林昭妈妈被逼为女儿遭枪决而支付五分钱子弹费的惊人细节，仍不能惊醒这样的懵懂。可是，一旦「反右运动」的阵前主帅，摇身一变为「改革总设计师」，我们还来不及去厘清这笔帐，又要继续为他的「开放设计」，而支付江河断流、草原沙化、森林消失、食品有毒甚至延祸子孙后代的代价。

　　说来凄凉，我们或许是「亡国灭种」的冤大头，叫它讨了二百年的债，否则我们不必慌着强国忠党或改造民族，以至灭绝了单个的人，而人口却从四亿增长到十二亿。六十年里中国埋头生产「反革命」，几无科学发明，却精于羞辱、折磨之术的钻研，内含多项世界之最，假如吉尼斯大全肯收录的话。「与人奋斗」因发达成一门哲学而「其乐无穷」，这一次我们倒是不屑于俄罗斯的「灵魂」拷问，因为我们有「民族魂」鲁迅的专利「灵魂疗救」，并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因为绍兴的阿Ｑ穿越时间隧道，终于跟雷锋握上了手。

      在这种国度里，抗议是一种「群胆文化」，悲痛才能聚众，「清明」由此变成一个「政治哀悼节气」，而「觉醒」总是在一个「好人」死了之后。七六年一月的寒冷清晨里，我躺在豫北农村冰凉的被窝里，被广播里的哀乐，催得浊泪满枕巾。其实大家都跟我一样，主要是在哭自己，只不过找到一个政治理由才哭得出来。「十里长街送总理」几乎是一个街头运动的新创造，但十三年后又去重复一次，至少是很没有想像力；而统治者更没有想像力，以为推倒前朝宫墙，扩出一个巨型广场来，它只具有万众雀跃欢呼万岁一项功能，殊不知造神的空间，恰好是最佳的灭神场所。
　　

      盛世／大循环／李叔同

　　不过，苛政不会锤炼叛逆者的智慧，毋宁只煎熬了他们的焦虑。异想天开的「民主一举成功」，大概不过是「解放全中国」、「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翻版，乃是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未预期地驯化出来。即便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似乎都用错了地方，尽管这是二十世纪所能提供的不能再好的和平抗议模式，无奈共产党岂有英国殖民者的「妇人之仁」？至于文革的绝食，那原本就是中南海里那个枭雄玩于股掌之上的雕虫小技。中国七个星期的浩大抗议，启动了苏东波崩溃浪潮，却在本土钩起二十年更冷酷的压制。这个更大幻灭，使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骨愈加缺钙。而我们或许只能遗憾，那为中国异议者所能使用的抗争模式，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打造呢。

　　这六十年，却把俄国人 巴枯宁 最早预感的「黄祸」幻觉，落实成真——鸦片战争输入的西方技术与中国人的原始奴性相结合，抚育两亿五千万劳力，日工资一美元，只是没有再拖着一条辫子而已，也非亚洲四小龙同日而语，却由「新儒家」早就预备好一顶「儒家文明现代化」的桂冠，偏又叫它遇上亚洲当红而欧美衰退，于是它的胃口，就是全球订单和买断全球，加一块儿就是「全球抢烂市」，于是它便可以绑架酒色财气的神州，又赎买昏头胀脑的华尔街，迎来一个油腻腻的「盛世」。

　　假如历史可以「假如」──假如谭嗣同没有把光绪手诏交给袁世凯，假如陈独秀出了北洋监狱后没跟李大钊去乐亭，假如一九一九年初毛泽东没能从上海码头赴法留学的人群中溜掉，假如在四川阿坝的叶剑英没有截获张国焘的电报，假如胡宗南的军长刘戡在延安王家湾追上了毛泽东，假如一九六一年彭德怀去美庐求见时毛泽东没有睡觉，假如文革中毛泽东没有特意留下邓小平的活口，假如林立果小舰队用高射炮平射击中了主席专列，假如八九年四月下旬赵紫阳不去平壤，假如五月份柴玲被人私下串线见了邓小平......这六十年会不会稍有不同呢？恐怕，它依然是近代二百年的逻辑后果、五四近百年的自然延续。你瞧，无论全盘西化还是「以俄为师」了一个多世纪，我们居然哪儿也没去过，还是在祖先设下的历史循环圈里「鬼打墙」，设若西太后还魂于邓小平，赵紫阳就是光绪了，那么谁是袁世凯呢？恶的历史，竟如此轻易地重复了一次，而我们却不可能在六十年里，再找到梁任公的如椽大笔、陈独秀的旷世呐喊、胡适之的冰洁清醒......

　　忽一日，听网上飞来一支小曲：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来自上个世纪中叶的音调，好像有上千年的尘埃，却又分外的清新、悠扬。歌词的韵味，贴近千古绝唱的唐诗乐府，又很像徐志摩的散文。凄迷之处，是李叔同在《送别》无法送别的一切。轮到我们来送自己的「六十年」，则仿佛没有甚么值得送一送了。

网络字典——

　　　　　　　“阅兵是一种什么玩意呢？具体来说就是一批穿着军装的人，在一些武器的陪衬下，为首长举行的列  队表演。简单说就是格式化的军队戏剧。靠军队演戏来振国威、树信心、吓敌人，这简直是世纪笑话，是一种自欺或自慰的无能表现。”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民族团结柱

          1、 说教师者是所谓“灵魂的工程师”、“阳光下的阳光从业者”、“为人师表”、“兼济天下”……等等，并不就等于表征了教师者之实际所是，它们不过就是关于教师的描述言词，或者是关于教师的祝愿、期待之辞，是关于教师者的 应然 之是，而并非 实然 所是！这一层差别，我们一定要看清，看清恰恰是这么些 应然 之辞反倒衬托出 实然 之况的尴尬、龌龊和黑白颠倒！

     2、 假如当初教师（在汉语环境下无论是作为人格楷模，还是作为事功奉献）还都曾是某种理想寄托，那么，按照人类规律，一种理想是迟早要破灭的——教师无论是作为品质还是作为行当都首当其冲于这种理想的颠覆，而不管关于它的言辞道理多么绚丽辉煌——这一点，我们从教师阶层如今的境况上就可看出：若说大陆教师集体在整体上乃是大陆社会朽烂之一部分——民族整体对于抢占各类资源的不择手段——应不算为过吧。那种以职业划分来断定进步、美好、道德理想与追求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实际上，我们时代下的教师从业者们也早已不失时机地加入到全民掠夺资源的大合唱里了，这个行业生产出的已经不再是人们对于自身未来的期望和托付，倒常常是因这个行业自身给人和社会造成的职业后果——共谋于对一切（——环境、社会、生命）资源的掠夺！

            ……

佚 名

1.反美名嘴袁木的女儿是美国籍。

2.凤凰卫视反美战士阮次山是美国籍。

3.1998年，北大中文系女生 马楠 在克林顿访问北大时，曾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有意思的是，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留学，后来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4.江姐的儿子 也移民了美国。注意：江姐的遗嘱是继承先烈遗志。

5.天安门上给伟大领袖戴"红卫兵"袖章的 宋要武（宋任穷之女，原名宋彬斌，毛赐她"不要彬彬，要武"，当即改名宋要武。从此武斗开始，全国大乱），此人早已移居美国多年，既不"彬彬"也不"要武"，连姓都改了。

6.张万年之子 --张建国，夫妻皆在美国。住在纽约郊区顶级富人区。

7.深情款款歌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的 殷秀梅，美国藉。

8.前任外交部长 李肇星的公子，正在美国混绿卡。

9.总设计师 邓小平唯一的孙子，小名毛毛，生在美国--自然取得美国籍，在美上的大学，现在是华尔街白领。

10.央视主要反美名嘴 宋晓军，也是《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此书掀起狂热反美民族主义情绪，宋晓军在赚了一大笔愤青的钱之后，办理了美国绿卡。

11.《中国不高兴》总策划 张小波 正在移民加拿大。

                              ———— 可恶的是，这帮狗日的还一直正襟危坐于国民前满口屁话！

„Dulden keine Machenschaften“——决不允许幕后交易！

                      德国高校教师联合会die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主席 Margret Wintermantel 女士称 Die deutsche Promotion sei international höchst anerkannt,"Diese Reputation darf durch kriminelle Machenschaften nicht beschädigt werden." —— 德国博士位在国际上是被高度认可的，因此“这一声誉决不允许因为一些违法行为而被损害。”

              ——瞧人家这话说的，真有水平！快赶得上我们这里的地方官了； 靠，现在哪儿是你允不允许的问题，而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果就在那儿了，这由得了你主席还这么逞强的几句话么！

阿伦特论《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德国左翼戏剧家、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1928）——

    “这出戏剧将强盗描写成体面的商人，将体面的商人描写成强盗。当观众中的体面商人想到这是一种深刻观察世界的方式，当暴民将它当作对强盗的一种艺术上认可来欢迎时，戏中的讽刺意义就失去了。戏中的主题歌曲《先吃，再讲道德》受到每一个观众发疯似的鼓掌欢迎，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暴民鼓掌是因为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资产阶级鼓掌是因为它长期以来被自己的虚伪欺骗，渐渐地厌倦了那种紧张，而被这句话里表现的深刻智慧触动；精英鼓掌是因为揭去虚伪的面纱是一种最高的奇妙趣事。作品的效果正巧与布莱希特寻求的效果相反。资产阶级不再为此感到吃惊；它正欢迎此剧揭示它的隐秘哲学，宣扬这种哲学，证明了它一向正确，以致布莱希特“革命”的唯一政治结果是，鼓励每一个人抛弃不舒服的虚伪面罩，公开接受暴民的标准。”

——转引自因左而笨《“道德倒错”与极权主义》

这看来是个老问题了，也就是问，是要沉思的精雕细琢或独立批判，还是要趋时时尚的副刊块文或网络即兴贴文？

但它在眼下时期又是个一直还惹争论的新问题，这是说正是在眼下时期它是这样，因为，这个时期（以德国为例）恰是首先在两个社会思想家之间发生了在此问题方向上的新一轮论战，即在哈贝马斯和卢曼之间——由于他们的论战，一些看似老调的关系人文社科的问题重又被推向前台，诸如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公共效果问题，是继续做“智识的干预者”或“干预的知识人”（哈贝马斯），还是在变化的分工社情里只需有“无菌的兴奋感”或“预警主义”或“以学术/以政治为职业”（马克斯-韦伯：价值中立判断）；是与“以学术/以政治为职业”相对峙而“以批判为职业－Kritik als Beruf”，始终保持为有智识的搅局者（哈氏信徒－intellektuellen Störenfried），始终做惹事者、我行我素者（阿多诺－Ruhestörer、Außenseitersteller） ，还是只管做 社会流水线上的官僚工程师（卢曼）……？这其实还是一场是否要和如何保持知识分子古典形象（独立批判者），还是要顺应媒体社会公共空间的变化（公共空间的非形式化过程Entformalisierung der Öffentlichkeit——哈贝马斯）并接受社会系统中人相应角色的无差异化（Entdifferenzierung entsprechender Rollen－卢曼）事实的争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如今对人文社科知识人的行事素质提出要求的话，就是要在他们的聚焦做工或拼贴手艺之间做决断了。

但问题依然是，何以从思想史切入（哈贝马斯）结果就是 以批判为职业；何以拿社会系统结构作解剖（卢曼）结果就是 以社会技术官僚为职业？哈、卢二人都要面对当今同一个社会事实，即社会作为现代或后现代时代的媒体社会，以及在这一社会下人之交往行为，这是他们各自理论所共同指向的社会实在，但在如何解读、如何透视以及表述这个社会实在上，二人就殊为迥异了——我们从二人都论及的媒体社会产生出新的速度制度入手：

卢曼：“沉思可能性面临威胁”

卢曼从 媒体现实 里看到的是一种“时间的急迫和期限的紧逼”，这也是他早期一文的标题：媒体社会其实是深刻地改变了人的社会存在的速度品性，在这种他叫着“晚期现代”的速度制度下，沉思的可能性Nachdenkenkönnen首先就受到威胁，因为，单个人把他的时间安排得如此局促、分割得如此模块状，导致他虽然在团队合作的联系中尚还能发挥功能，但他能做的主要只是把时效、即时性的信息从一个工作关联域过户到另一个工作关联域，而对于耗时耗力的沉思冥想已无任何时间把握了。这样一来，媒体社会下人于其份内或份外工作过程中所依赖的就是快捷可抓到的和可利用的资料数据以及符号代码；而不再去收集或兼顾那些在时间、事务或社会关系上都离自己尚远的信息资讯，同时这也就意味着，非直接的、兜圈子的思维方式已不再受用了，除非把它换成并建立起集体遵循的办事程序，如社会建制的官僚习气、社会系统之间等——于是，卢曼就能够说，通过某种独独与期限相连的效率概念，媒体社会便在事实上摧毁了人们的思考能力：迂回、瞻前顾后、三思而行的思维方式，而代之以社会的复杂系统和这种系统独立的（自我再生的）进化功能。作为系统制度，社会可能能为个人办许多事情——这或许是卢曼想要讲给我们的。

……（待续）

Die Frau von Ex-Präsident Bill Clinton besuchte ein Flüchtlingslager am Stadtrand von Goma im Kongo. Hunderttausende wurden durch jahrelange Bürgerkriege obdachlos.

In Urugay besuchte sie die UN-Truppen. Trotz der 17.000 UN-Soldaten sei die Situation immer noch dramatisch, so Clinton. Die größte UN-Truppe hätte einen wackligen Frieden gezimmert.

            【“崛起论”中国里的一大要素，就是相当一部分所谓“西化”的或充分享用西方文明产品、利益的华人（不仅是海归的，也包括土产的华人），为什么这么急于充当崛起中国意识形态的反对西方的急先锋？这是我们认识时下专制中国国情的又一关键环节，而且是对西方和中国都有点匪夷所思的关键环节，所引的下文就试图对此做一解读，尽管它的解读尚还流于无功的搔痒，可毕竟算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西方本身而言，当代的它自己就面临一个两难局面，一是自西方古典时代结束即开始的西方对西方自己的背叛，二是在这个自反运动中别种文化的适时崛起，这种两难终于在一个世纪之后的恰恰是今日中西对抗中显露了它全部的严峻形势，严峻到西方人对此尚还懵懵懂懂，中华人对此则振奋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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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新闻周刊》：西化的中国人不愿中国“西化”

中青在线-青年参考

           张朝阳堪称21世纪现代中国的象征。这位派头十足的企业家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创立和管理着中国两大门户网站之一。上周，他在时髦的北京“兰会所”欢迎参加奥运盛会的国际宾客，并当场宣布自己在奥运期间要当脱口秀主持人。“我在美国时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莱特曼和雷诺身上学到了很多。”他自信地说。

            张现在面对的是不同的听众。他说，今年春天在中国爆发的“反西方反弹”——伦敦、巴黎和旧金山发生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示威抗议后——完全正当。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遭遇滋扰，他本人就呼吁抵制法国产品和媒体。“这是全体中国人第一次勇敢面对世界。”他说，“这对中国人有好处……证明当中国人被惹恼时，他们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种看法在中国大陆很普遍。但像张这样的人被认为该有不同的立场:他是在国外待过的人，属于中国人所说的“海归”。这个群体的数量每年数以万计地增长，作为精英人士，他们一旦回国就会带来巨大影响。长期以来，西方总以为这个群体会向中国输入西方价值观，他们被认为会使中国变得更开放、更自由和更亲西方。
           但今春奥运火炬传递期间，这个白日梦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当时在西方的中国留学生义愤填膺，甚至表现得比从未出过国的中国人还要强硬。
           衡量海归们的看法并不容易，特别是考虑到当前中国社会的迅速变化。不过，一些经验性数据开始出现。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茨威格教授，正在主持一个研究项目，对数千名曾到加拿大、日本和欧洲留学的归国人员进行调查。茨威格说，调查数据显示，他们的“强硬不亚于那些从未出过国的中国人。他们总说，‘无论对错，都是我的祖国’”。
           长期以来，中国就有着民族主义的传统，对一些海归们来说，与西方态度的接触只是强化了他们的防御心理。经常与海归打交道的作家兼商务顾问吉姆·麦格雷戈说:“最富的中国人往往最反西方。”即便他们在星巴克啜饮咖啡或驾着新别克车兜风，他们却最不愿用西方面貌改造中国。他们追求的是远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让中国符合他们心目中伟大国家的期望。他们当中的先驱们不想成为“现代的”西方人，相反，成功的年轻海归往往强调自己是现代的中国人。
         许多海归对为什么海外华人会对西方表现出敌意，有着自己的看法。首先，他们无法忍受西方人的无知。丹尼·黄曾在加拿大和美国生活十多年，后回到上海管理一个教育慈善机构。他说:“说实话，我们在国外时，总有人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中国有没有现代化高楼或汽车，有时很难不让人认为他们有偏见。”上海大学电影教师舒浩伦(音译)表示，对其他人来说，对西方的愤怒能缓解思乡之苦。“他们需要与祖国的纽带，反西方才能感到跟自己祖国连在一起。”他本人曾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学习电影和摄影。
         此外，互联网的存在加深而非稀释了国外中国人表现出的某些民族主义。1987～2000年曾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小说家赵川(音译)说:“一上网，他们就能完全沉浸于中国的环境。我们在国外念书时……偶尔到中国城看看中文报纸。现在在英国，不读英文报纸或看英国电视都很容易生活。”
         也有人说，刺激海归们的不全是民族主义。他们认为，它反映了生活在中国城市的年轻人的无比自信。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一年的维克多·袁说:“年轻中国人感到他们有权对一切事情表达看法。这一代人不想接受任何意识形态信息，不论是来自国内的还是美国的声音。”
          海归的权力也在增长。据茨威格统计，有将近100名副省长或更高级别的中国官员，在国外学习过至少一年。他说，尽管心怀爱国主义，但研究表明当中国人在国外待过更长时间后，他们的思想会变得更细腻和国际化。
上周在兰会所，张说该是中国证明它能把事情做对的时候了。他说:“经过几百年的苦难，接着是30年的摸索，现在中国正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人变得更自重，所以应该更负责任。”但愿这意味着不仅对中国更负责任，而且也对整个世界更负责任。

(美国《新闻周刊》8月18日提前出版/作者Melinda Liu ＆ Duncan Hewitt，译者 朱庆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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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崛起论中国在此次中西对抗中已让人看到它的样子，有心人因此要问：世界既有的文明形态，即全球（历史地形成的）框架下的文明形态，因为崛起论中国的这种强势冲击，正在发生或可能产生怎样的改变或面貌，以及这种改变和新面貌到底是什么？比如，奥运会在中国和中国阐释下究竟成了什么？ 比如人权概念在北京可能是什么？等等……以下各图呈现相关元素可能的图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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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一：世界西方与自反运动

         崛起论-中国可谓试图挑战世界主要地区的西方强势文化，虽然这种中国论本身也照样得益于后者：我们的反西方，其认识源头仍在西方，或哪怕国粹下的反西方，这种对抗/对手格局在今天仍在世界西方（暂不论伊斯兰世界如何）大环境下才有其根据——西方是世界的西方，但又是反对自己的西方，在这个意义上，崛起论中国就是西方制造的自己反对自己，是 世界西方的自我对抗（这会不会发展到自我否定，尚需观察），按照国语的说法，叫着：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

        对于世界西方的精神世界来说，前已有自家“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背叛”（《时代》报文，主要是本土左派知识分子，并追述自古罗马时期有伊斯兰、远东神秘教背景的知识来源），现在则惊呼中国“众口一致地反对西方－Einig gegen den Westen”（德《时代》报/10.04.08/Georg Blume/Politik），站在这个队伍里的照样有从前还是亲西方的中国所谓异见知识分子，如前“冰点”杂志编 李大同（李愤怒于西方/德国媒体对华的不实报道，并曾是默克尔到访中国时被作为异见分子来会面的人士）。如果说21世纪是东方亚洲的世纪，那么，我们需首先经历21世纪的世界西方的自反浪潮，按照中国语文的逻辑：反着反着就真的把皇帝（西方）拉下马了！因此，西方世界文化中自酿的反对运动，乃是一严肃的课题，其中就包括 崛起论中国有可能对世界西方文明的改造，或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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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二：崛起论中国与镜像的中、西

特别推荐：《上海之吻》——关于文化寻根的落败……   

第五十二节 多奇 译

              基督教也站在精神的一切健康发育的对立面，——它只会把病态的理性当作基督教的理性来使用，它站在一切愚蠢性的一边，它发出诅咒来反对“精神”，反对健康精神的高傲。因为病害性属于基督教的本质，一种典型的基督教状态，即“信仰”也就必然是一种病害形式，所有不偏不倚的、正直的、科学性的求知道路必然被教会当作被禁行的道路予以拒绝。对此的怀疑已然就是一桩罪恶了……在教士身上对心理洁净性的全然缺失——这由他的目光就暴露出了——乃是颓废风气的某种后果表现，——人们该去观察那些歇斯底里症的妇人们，外加那些天生患有佝瘘病的儿童们，以看清如下一点，何以某种出于本能的虚伪、为了说谎而说谎的乐趣、不能正眼直视和迈不出正步的无能就周期性地成了颓废状态的表现了。“信仰”就是 不-意愿-知道，何为真实的。虔信教徒、男女教士均是虚伪的，因为他们都身患病害：他们的本能所要求的是，真理决不能在任何一点上受到应得的对待。“凡制造病害者，就是善的；凡源于丰富性，源于富余，源于强力而到来者，就是恶的”：信教者即如是认为。禁不住说谎的这种不自由性——就靠这一点，我就可猜中每一位先已命定的神学家。——神学家的另一个标志是他对于语文学的无能。这里，所谓语文学在极其一般的意义上应被理解为一种健康阅读的艺术，——有能力照实读取实际事实，而没有通过解释来伪造它们，没有因为要求做到理解而失去谨慎、耐心、细心。语文学即作为解释中的悬置：若事情一旦涉及到书本，涉及到报刊新闻，涉及到命运或者天气实况的话，——就不说涉及到“灵魂得救”了……一个神学家，不管是在柏林的还是在罗马的都一样，他解释某一“经书”的方式，或者，比如他凭着对大卫诗篇[2]更高级的通悟来解释某次经历、祖国军队某一场胜利的方式，都总是那么大胆无畏，搞得语文家对此无不大为光火。而且，每当虔信教者和其他来自施瓦本区[3]的蠢妇人假借“上帝的手指”把他们此在的可悲俗常和小家气编排成“神恩”、“天意”、“得救经验”的某个奇迹时，语文家又到底该怎么办呢！脑筋的一种最俭省的耗费，就不必说耗费体面了，就一定会让这些诠释家落入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自证自己犯了罪，其罪名是充当如此滥用上帝手上功夫的十足幼稚者和不称职者。带着身上还如此小的虔诚程度，上帝，一个及时治愈了人伤风的上帝，或者一个就在眼看着一场大雨来临的一瞬间召唤我们登上马车的上帝，对我们来说理当是一个荒唐的上帝，以致人们最后一定得废除他，若他真的实存的话。一个成了家仆，成了邮差，成了日历翁的上帝，——根本上就是表达所有这类最无聊的偶然事情的一个词……“神圣的天意”，就像今天在“有教养的德国”估计仍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对它相信的那样，倒不如说是对上帝的一个异议，就像所谓上帝极其根本地不能够被思考那样。但无论如何，上帝就是针对德国人的一个异议！

——选自尼采《敌基督者》

[2] 指《旧约圣经》里的“诗篇”中为大卫或以大卫名义所作的诗。大卫为古以色列国第二代国王，约公元前1000—前960年在位，其诗作为以色列人盛传，成为他们的“律法和先知”。——译注

[3] 又译“士瓦本”，指现今德国西南部地区包括瑞士东部一部分；11世纪前也称Alemannia（阿雷曼尼亚）；中世纪为德国五大宗族公国之一（霍亨斯陶芬家族）；格林童话中有“七个士瓦本人”的故事，讽刺当地人愚拙、胆小而可笑的行事方式，德国谚语中相信士瓦本人要到40岁才开蒙明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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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之一：

            尼采已尖锐地提出，解释、解读以及理解 就不产生 伪造、歪曲了吗？至少基督教一脉的 解经传统 就是给我们的教训！

杨恒均 2009-8-8

     文革留给大家最深的伤痕是什么？政治斗争、武斗、批斗会、学生打老师，老师出卖学生、单位告密揭发蔚然成风？这些当然令人难忘，但可能都比不上当时那种见惯不惊的场景：儿子和女儿跳上批斗台，揭露甚至痛骂生养自己的父母，最后义正词严地要划清界限；夫妻成仇，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引下，把对方往死里整……你能够设想，对于看重家庭，重亲情的中国人，还有比这更残酷的？更让人难忘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连死都不怕的老干部，面对自己的亲人出来痛批自己，立即心灰意懒，甚至失去了求生的欲望。

     对于发起政治斗争的人来说，他们利用亲情达到的目的是其他任何手段都做不到的。他们达到了目的，胜利了。可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道德底线所造成的损害，何等之深？政治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和错误可以拨乱反正，被破坏的道德底线和伦理标准不知道何年马月才能够缝合。
最近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看到一则新闻，心里一阵不安。那是一个揭露热比娅的时事节目。说实话，虽然对热比娅了解不多，但并不喜欢这个人，而且，如果有证据显示她就是新疆暴乱的幕后黑手，我认为应该公布证据，让世人都看到她的犯罪事实。

    可是在要转台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屏幕上出现了热比娅的女儿，接着是他的弟弟，还有几位至亲的亲人。他们都住在中国大陆，他们上电视都是现身说法，揭露自己的亲姐姐、亲母亲的邪恶，如何策划了新疆暴乱等等。我被雷倒了，有了回到文革的时光错乱的感觉……

     说实话，我理解热比娅的亲人的“大义灭亲”，理解他们的正义感，理解他们的“民族大义”，甚至理解他们的“政治觉悟”，但在全国人都可以看到的电视上揭露自己的姐姐和母亲，我还是无法理解！

    如果他们有真相要揭露，可以协助公安；如果我们要知道热比娅有多邪恶，宣传部门可以请出公安的同志，公布一些证据，让我们看看热比娅有多么坏。可是，请你理解我，我真地不想听到一个坏人的至爱亲人在电视上告诉我们她的姐姐和母亲有多坏！这一刻，我突然有些同情热比娅，且不说她是否发动了骚乱，也许那块土地已经让她没有值得留恋的了？是谁让她的亲生女儿都站出来在亿万人面前揭露她？

    这让我想到了文革，也许有人要说了，这和文革有本质的区别，文革时候是做错了，现在则是对的。我想提醒你，文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做错了，而且，对和错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可以模糊界限，甚至可以转换，但中国人坚守了几千年的道德底线一再被打破，也许真是无法弥合了。而且，这样的电视节目并不是法庭，只是为了宣传而已。用这种办法宣传，也许一时之间可以达到目的，可在更大的层面上，我们整个民族失去了什么，知道吗？

    我国最早的法律（好像是1930年代）有亲人互相回避的规定，就是至亲之间不能作证（证明好，或者证明坏的都不能用），后来听说取消了，但至今，国外很多国家还有类似的法律条文。我的意思是，即使法律规定，至亲之间不能隐瞒证据，必须互相揭露，我也认为，那是法律领域的事，不是宣传的事。你把这种亲人互相揭露的事弄上大电视，性质完全变了。正如文革中，如果真有孩子有证据证明自己的父亲是汉奸一样，他可以提供给公安，但在批斗会上，让儿子上台揭露父亲是汉奸，并拳打脚踢，实在是对人伦和道德底线的挑战。

    最近看电视还看到上海脱口秀明星周立波的妻子公布了周立波吸毒时的丑态，那录像显然是在他们还是夫妻的时候拍摄的。说过公道的话，也是法律的话，如果法律规定她必须这样做，或者公民手册规定她应该这样做，我并不反对，但这种录像是被公布到互联网的，周立波又是一个公共人物，实在让人恶心。我说的不是周立波恶心，而是那个公布录像带的。如果在西方，让人恶心的不是周立波，而是那个公布录像带的妻子。

    妻子揭露前夫，也有丈夫揭露妻子的。另外一个好像也是名人的满文军揭露了自己的妻子吸毒，也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娱乐圈的事按说不要上纲上线，但由于和上面提到的中央电视台的事几乎同一时间，总让我想到了文革的怪现状。

    还是那一句话，热比娅是坏人也好，好人也好，请不要让她的亲生女儿来告诉我。请用证据告诉大众，老百姓不都是傻瓜，有自己的判断力。用这种亲人揭露的办法，也许在感情上一下子能够吸引住观众，让大家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痛恨这个连自己的女儿都出卖她的热比娅，但你再一次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和道德底线，得不偿失的。策划这些宣传的人请记住，也许有一天，你的女儿、儿子和亲人会被人弄到亿万观众的面前，指着你的鼻子喊道：我的禽兽父亲在极权时代，干下了无数伤天害理、无耻之极之极的事……

    至于夫妻反目成仇，我只是想提醒所有的丈夫和妻子，今后在家千万别畅所欲言，行为要检点，上厕所的时候把房门关好，上床时能够穿戴整齐最好，如果要干事不得不脱掉内裤，建议你用一张被单隔在两人中间，在中间掏一个小洞洞行房事就行了……对了，别忙高潮，记住了：兴奋时也别大声喊叫，要大方得体，因为那个正和你云雨的人很可能安装了摄像机，以备后需……

                国际金融大鳄 的 中国之行……

周告——

               本博客自最后一篇博文以来，中国大陆已不能正常登陆浏览，而只能靠代理登陆，算是处于半封锁状态了……

          ……就像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跪在死去犹太人的纪念碑后对媒体做解释时说的 “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 Ich hatte plötzlich das Gefühl, nur einen Kranz niederlegen reicht einfach nicht!

——摘自格丘山：《论全民犯罪的历史责任和良心忏悔问题》

“六四”周年纪再触伤痛（三）：那一代学生及青年学人意欲成熟成人的奋斗

         “八九民运是学生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胡耀邦去世后，学生因为胡耀邦清廉的形象，以及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众多冤假错案平反，学生藉着悼念胡耀邦，提出反对贪污腐败、打倒官倒，要求实现民主等诉求，学生并无具体的政治纲领，更非冲着任何一个党内领导派别而来，当时即使赵紫阳本人，也是学生批评的对象之一。”

       “学运发展至后期，传出有中共改革派希望学生配合，如今赵紫阳回忆录中的文件亦透露，当时中共的确出现权力斗争，赵紫阳亦曾想藉处理学潮为契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先不论改革派到底有没有得到学运领袖的信任，即使真的如此，个别学生甚至个别学生领袖的举动，并不能改变或损害学运纯洁的本质。”

——摘自《明报》《八九学运贵在单纯自发 评价六四不涉党争权斗》

“六四”周年纪再触伤痛（二）：我们中也有人没有沉默

——回答崔卫平：我们对于它为什么集体保持沉默？

         6/4是在被保持集体沉默吗？我认为并非如此，道理也简单，就是对一个事件加以压制或人为遗忘的过程，也还是对该事件记忆的一部分，大陆今天在6/4这件事上，压制和人为遗忘还表现在对其中不少当事人（包括自觉认识者）的继续迫害、刁难上，这看上去是当局和当局追星群众在制造强制遗忘，可实际上却表明强制者和被迫害者都仍然有记忆存在，他们双方，就如同6/4的开枪者和死难者一样，都仍在那场事件中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亦即都在继续上演那场事件至今，但区别只在于，当局的记忆（蓄意）不自觉和被迫害者、受难者的执着自觉…… 

那个忌日，也就是党统政治的非政治化标志日里的几段话（写于2006年6‘4忌日）

—— 一个朋友先在那天说了几句话，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些话被“保护”起来了；推而广之，可能还有无数这样的朋友至今根本没有机会对之说出他们更为精彩的话呢，因此，我在此捞此机会来表现，有乘人之危的嫌疑。——这个想法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让我心虚：我们这个土地上的党统政治的霸道就是这样，它能首先就让我们自己产生罪孽感，首先让社会成员之间窝里莫名的斗起来，或用一种科学语言来说就是：党统政治看起来好象是极端政治的，其实往往是根本不讲政治的——这里我想说的是：政治总是不同党派、不同主张、意见，不同行为策略之间发生着的事情，你都被铁桶般束缚、管制、禁止、代表起来了，双方之间哪有“政治”可言——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系统缺少了卢曼所言并立足其上的系统的复杂性或错综性，它是单体结构和机械论的，是教会组织性质的，是非自我进化、非政治运作的（因为其动力来源乃是自摸自奖型的）——这可能是党统专制政治的必然和根本所在，比如，你和党员干部之间有政治吗？要有，不是说你反党才怪！

          这些就是我后来想到的“党统政治的非政治化体制”，作为以下的一种补充，才使得我那天要说的意思更明白些了（补记）——

          49年代以来，一个国家党就已懂得，秋后搞定这种事情是连等着一代当事人的肉体存在自然消失都算计在内的，方法是通过某种社会总动员用三代人的力量和连续来耗那一代人的生命！这样一看，我们国家党以来，有的尽是些一笔笔的糊涂帐，今天的秋后乃是前事混帐的继续——在我们的头顶上飘泊着多少冤魂怨鬼，可我们还活着的人里却没有但丁这样的人！

          这是一个因为地理和传统如铁幕一样的自体社会，其间所发生的一切历来都靠自我吞食、消化，而不必考虑周边邻居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这与欧洲各国的布局不同，当年德国对待犹太人的行为，其本身就是国际事件，牵动了整个欧洲。所以，今天的德国人必得说对屠杀犹太人“这样的记忆已属于我们的民族认同”这话，才可再立稳于那块大陆。

            ——好象我们的民族认同里是没有那一拨拨冤鬼怨魂们的位置似的……

——今天，我们任何人若要说说那场事件，本身就强制地被视为政治态度了（注意，这种强制恰恰是非政治的！），因为那事情原本就是意欲政治的（原因是，我们根本不缺或并非不懂政治的政治运作和解决，在我们这里与卢曼所说的根本落差在于：这种不缺或并非不懂往往也还是政治的（非政治）强制，这种强制象个巨大的笼罩，到一定时候或在一定项目上就会严实地罩住每一个人），而且许多人都还在，因此，恐怕我们自己的这种说首先就是向上针对一种特殊的延续至今的政治强制和暴力，就如那事情的指向指归本来就如此一样；而这也正是其时“当事人之间的”共同政治意向，或它的“社会”政治特征，最起码从事件的地域格局上看是具有如此社会政治特征的！

          这并不等于不叫还有一些（当事）人可以事后来说道（到今天我们听到的还少吗？），说与怎么说、如何说，这本来就与其时事件的发生与展开根本纠缠一块，或其时它本来就是对一种说的（政治）反抗——自发地对这种“说”的非政治性的反抗；所以，今天一种事后的说道，仍然会经受这种政治实事及无数当事人的那种政治取向的检验；当然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学说眼光与政治实事之间的张力，但在这块根本还没有政治民主——多元政治空间——气候的土地上，你的政治学说的指向朝向哪里，依旧是重大、基本政治的，“政治”理应是有所“政治”的，甚至还应是有所政治“智慧”和“理性”的；若非此，那场事件怎能形成当初它的规模与普及，或这才叫“荒唐”事一场呢！

【汶川周年祭】

四川官员为汶川地震公共建筑辩解

发生在四川汶州的大地震即将迎来一周年。08年5月12日发生的8级大地震不仅震撼了中国，也惊动了世界。地震一年后，仍有许多问题困扰着世人。一些豆腐渣工程建筑责任问题至今没有受到追究，震灾的受害者一直在等待着解释。最新一期《瞭望东方周刊》刊出了对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刘作明的采访，刘作明对四川官方为何对地震中出现的学校等公共建筑等问题不做追究做了辩解。

该报道称，四川省政法部门对“自然灾害中公共建筑能否免于质量追究”这一命题，在法律上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大地震中建筑物垮塌引发的赔偿问题不适宜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予以解决，几乎已经成为四川政府部门的共识。
在4月底的一次采访中，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刘作明承认，“追究公共建筑质量问题的情绪，在民众中始终没有完全化解掉。”

但他表示，并不主张追究大地震后的建筑质量问题。原因是，除了高强度地震作为不可抗力之外，大规模校舍垮塌的问题出在建筑设防标准，规范存在不足，这就不是哪个人的责任。

2008年5月底，四川省建设厅和教育厅发文，要求对所有垮塌房屋进行调查，重点是“学校的垮塌和损坏”。随后，四川省即派出两个学校垮塌调查组，分别前往都江堰、什邡、绵竹和平武。在15所垮塌最为严重的学校中，德阳的什邡市就占了6所。什邡市检察院提出要调查学校教学楼建设工程中有无贪赃渎职问题。

当时，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支树平答记者问，做出了明确表态，称将“肯定毫不含糊，毫不手软”。但这些调查此后不了了之。

四川省官方的结论是常务副省长魏宏在两会期间的说法，即“5.12”地震，级别高，强度大，是造成学校受损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因。

官方透露，由于上述结论，四川省建设厅已有明确规定，对“5.12”地震垮塌房屋一律不进行质量鉴定，只对未垮塌的房屋进行“可以使用”、“不能使用”、“加固使用”等鉴定。

虽然富新二小、北川中学等死难家长都委托律师在法院对建筑商，当地政府提起诉讼，但这些起诉都未被受理。
北川县法院副院长李芝军同样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校舍垮塌不符合民事侵权赔偿的法律特征。

李芝军说，“校舍的设计、建设与质检，有一整套的法律程序在，验收的时候没有发现质量问题，使用的时候没有举报质量问题，超强地震中再来追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李芝军没有说明，为何法院不依法受理这些诉讼。

对此，有网友说，“我们不认为符合国家规定、不偷工减料、正确施工的房屋一定能够要抵抗如此烈度的地震，但在地震中暴露出来的不符合国家规定、偷工减料、不正确施工的房屋应该有人承担责任。”

网友说，“这是为了给死难者一个交代，也是为了惩前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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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周年祭】

34公民呼吁公布地震死难者名单

继四川省政府本月7日终于公布了四川地震中遇难公民数据之后，海内外三十四名学者、律师和文艺界人士联名发表题为《以人权的名义，公开汶川大地震震亡者大名单》的公民倡议，呼吁公布地震死难者名单，批评政府刻意回避了地震中倒塌学校的建筑质量问题。并且提出以下四点要求：

首先是四川公民黄琦先生、谭作人先生等人因开展独立调查遇难学生人数至今仍被监禁，失去人身自由，政府应恢复这些良知公民以人身自由的权利。

其次，政府应详细核实遇难公民的基本信息，建立遇难公民资料的相关档案，并对全社会开放，这既是公民的生命权、知情权、参与权等基本人权应有的恪守和尊重，同时也是对其所作的人权承诺进行兑现。

再次，政府公布的遇难人数与民间调查统计的遇难人数差距很大，其真实性和准确度令人怀疑，应取消民间人士对地震遇难者开展独立调查的种种敌意和限制，真正做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取信于民。

最后，倡议书提出对于四川地震中大量存在的学校建筑质量问题，政府应充分尊重民意和事实真相，依法处理事故责任人，告慰在地震中无辜死去的教师和孩子们。

（评： ——世界金融曾经好似一个人的洗钱战！）

·揭草仙·

这场几乎将世界金融市场拖到深渊的金融风暴原发于华尔街的金融大赌博——金融衍生品CDS泛滥造成，这点已经没有疑问。正如财政部长 Tim Geithner 为了向国会说明新的金融监管政策，3月27日写给国会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 听证会的信件中说道：

Federal regulations would be expend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all trading in financial derivatives -- exotic financial instruments such as credit default swaps were blamed for much of the damage in the meltdown. (联邦规则将第一次对所有交易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监管。正是这些极不稳定的金融工具，像 CDS(credit default swaps)，被认为是造成这次金融坍塌中大部分损失的东西。)

在这场金融赌博中AIG是最大庄家，因而是这场赌局的最大输家(开始大赚钱，最后大赔钱)。至今它已接收了联邦救助款，纳税人的钱，$1800亿——仅仅一家公司！并且还不知道有多少含毒的bills，有价无市的坏帐待在它的帐本上！
那么，在AIG里面，谁在导演和扮演这个庄家的角色？这是它的一个约400人的不大的部门，称为Financial Products, or AIGFP。它的头头，一个54岁，有着一双爆出的金鱼眼珠，现居住在伦敦的，叫Joseph Cassano的人。他善长的就是将垃圾债券打包上市。由于造成了公司太大损失，在2008年初被开除，带走了3亿1千7百万美元离职费。并且——更为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此后每月仍然从AIG得到$1百万“工资”直到国会予以干预后才停止！据美国广播公司ABC调查，FBI和美国执法部门已经盯上了他。但是，他在伦敦生活保持低调，拒绝回到美国接受讯问。国会议员Jackie Speier (D-Ca.)说：“He almost single-handedly is responsible for bringing AIG down and by reference the economy of this country”。议员 Speier说： "He is the golden boy of the casino. They basically took peoples' hard earned money and threw it away, gambled it and lost everything. And he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 fraud, for the dereliction of his duty, and for the havoc that he's wrought on America." Cassano在伦敦他的住宅外被ABC记者堵住，但是拒绝回答问题。

税法专家Jack Blum说：“AIG为垃圾债券保险，因而使得它们可以市场化，但是最后它把美国纳税人绑架到这场赌博中来为它作赔偿。”就在这种坏借贷 (bad loans)已经明显浮现出来了，Cassano 还对华尔街分析家吹牛说他的CDS(credit default swaps) 非常保险(foolproof)。("It is hard for us, and without being flippant, to even see a scenario within any kind of realm of reason that would see us losing $1 in any of those transactions")这是2007年8月他在投资人会上说的。

“但是，”税法专家Jack Blum说，“这些东西就是毒品。所有处理这些东西的人心里都明白它们有多么毒。”

更为可恶的是为了让这些交易躲过监视，Cassano 设立了几十个分开的公司，有些在海外。因此可以使得许多交易不出现在AIG账上又可躲过美国和英国监督人员，并且可以逃税。连Cassano的AIG上司也被蒙在鼓里，忽略了AIG会计的警告。

就在今年3月，AIG CEO Edward Liddy 在国会听证会上仍然告诉国会议员，他不认为Cassano干了任何违法的事情。气得议员Rep. Speier. 说，“除非听到扣在他手腕上手铐的click 声音，美国人民和我都不会感到安心。”

一句后话，引起悍然大波的不久前的AIG $1.65 亿奖金事件，就是主要发给这个部门的。

作者  杨眉

法国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七十年代参观中国时记下的笔记将于今年二月份与法国读者见面，这个月的《文学月刊》选登了罗兰·巴尔特笔记中的几个片断，披露了这位七十年代到中国去朝圣的法国知识分子内心对共产中国的困惑。引发法国舆论的关注。

法国《解放报》前驻京记者哈斯基在他创办的八九大街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标题是：虽然对中国感到厌烦，但却并没有公开他内心的怀疑。文章介绍说，这是二战结束之后，法国知识分子所作出的最出奇的一次旅行之一，五名法国知识界颇有声望的学者，在当时激进的文学杂志《原样》杂志，也有人翻译成《泰凯尔》杂志，的组织下，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参观访问。这五名学者分别是法国著名作家、·菲力普·索勒尔（Philippe Sollers）、他的夫人、著名的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原样》(Tel Quel)杂志当时的主编马尔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哲学家弗朗索瓦·沃尔（François Wahl）、以及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这此旅行标志着《原样杂志》与法共的决裂，标志着法国知识界对毛泽东主义的选择。菲力普·索勒尔返回法国之后热情洋溢地表示在中国看到了真正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则赞扬毛泽东真正解放了中国妇女。他们的上述言论激发了当时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对毛泽东主义的热情崇拜。

哈斯基的文章评论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似乎都显得很荒唐，但是，在七十年代的法国，有关共产主义的讨论是法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具有一呼百应的召唤能力，这在今天是难于想像的。罗兰·巴尔特是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领域的泰斗，他的《文字的零度》以及《论拉辛》等著作至今依然是文学批评领域必读的圣经。他当时在法国知识界的影响力自然非同一般。

罗兰·巴尔特在中国访问期间，虽然对中国当时推行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心存疑虑，但是，他在返回法国之后，却并没有对外公开他的想法。哈斯基列举了罗兰·巴尔特笔记中的几个片段。罗兰·巴尔特访华期间，正直中国批林批孔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之时，罗兰·巴尔特写道：“对所有信息的封锁，从政治到娱乐，实行全面信息封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令人惊讶的是，类似的封锁政策居然十分成功，即使在中国逗留时间很长，恐怕也很难认识看到真实的一面。”
罗兰·巴尔特在中国观看了“五一劳动节”的庆祝典礼之后，感到心疲力竭、十分地沮丧。他当时就在笔记中写道：“五一节庆祝典礼给人一个可怕的自相矛盾的印象，人类似乎正在复杂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变得越来越幼稚….难道儿童化，思想简单就是人类的未来？”

罗兰·巴尔特返回法国之后，在《世界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怎么样”的文章，文章虽然并没有透露出菲力普·索勒尔那样的对中国的热情，却也并没有对毛泽东当时的极权统治提出任何批评。罗兰·巴尔特的这篇文章，在当时法国知识界引发强烈的反响，崇拜毛泽东的毛派分子认为巴尔特的文章缺乏革命热情，而当时法国汉学界唯一的一名批评中国的汉学家西蒙·雷斯则谴责巴尔特的文章是不冷不热的温吞水。西蒙·雷斯在七十年代曾经撰写了《毛主席的新衣》等著作揭露共产中国的极权政治，但是，很遗憾，这位未卜先知的学者在当时却受到了法国汉学界的普遍排挤，最后不得已移民到澳大利亚。

哈斯基最后写道，罗兰·巴尔特的这份笔记的出版有助于理解当时法国知识阶层对毛泽东主义的热烈推崇的现象。哈斯基介绍说，七十年代还只是中学生的他，就曾经卷入毛泽东旋风而不能自拔，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

最后作为总结，作者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那就是，罗兰巴特的态度表明，人们即使始终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却也似乎很难与自己看来是十分幼稚的“儿戏”保持一定距离。

                               ……其实更被看好的大概是我们文字的这种 书法功夫吧

          ——里面的那个文盲女纳粹是希特勒时代“工农兵”对知识夺权、掌权（按如今的说是 讲社会群众或劳动分工政治）后的典型！必死于集中营焚尸炉之前的知识、文化短暂朗读（人前诵读 Vorlesen），就如同二十年之后中国一个阶层的 知识、文化朗读 身份成了被羞辱、被谋杀、被打断脊梁的通行证一样！

       问题是，在德国，是为了那样的时代决不再重演，文盲与文化朗读才反思成为问题；可在我们这里，如今却仍然继续着把文化、知识朗读向往或发誓要成为 文盲工具 的朗读，成为吾国的 朗读文盲！请看下面此文全文就在恨不得再回到朗读文盲的那个年代——

        理论车间：季羡林们的学问；从自己的政治处境出发，来理解学问和思想：就像工人阶级学马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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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遗1：

      左倾营帐的 理论车间 一贯认为，毛时代的知识分子政治，即工农兵或群众化知识政治，甚至在今天乃是有效的 知识分子解决方案，而对今日非工农化、只奸商化、党政化的知识分子才有 复辟的时代 一说，这是极为反动的！——且不说，如今连老美的看家底 自由经济、自由民主观都被（美国左派：基督教经济专制）弄得反水，后院起火了，今天为这世道你还想弄出个一劳永逸、万劫不复的 解决方案来糊弄别人和自己：毛泽东的知识分子 改造阳谋 与 改造营 就是行之有效的 社会解构政治 了么？——这不是根本反动，又是什么？这只能是中国后毛左倾政治、左倾知识政治惯有的不思量力自身、不思自身知识及政治本质的 知识流氓加文盲 作风！

人代国会标：中国打算怎么样战胜危机——

... die zahlreichen Hostessen. —— 数不胜数的 女招待（他们叫她们 女招待哎）

Winke-winke: Diese Hostessen auf dem Tiananmen-Platz haben gute Laune.——抛个媚笑：广场上的女招待们心情好极。

...für das Geschirr, das Premier Wen benutzen soll.——……可能是首长要用的茶具，不放过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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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 1：

人大国会员：司法腐败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 ——中国还有什么不能 腐败 的！

补遗2：文摘一则

你们高雅，而我们热爱低俗

1、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喝酒后可以大义凛然地开着公车撞正常执勤的女交警。
2、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公费出国看钢管肚皮舞用公款付按摩费。
3、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漠视法律不经申请燃放A类烟花一下子燎掉几个亿。

4、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予取予求今天指斥这个明天毙掉另一个而我们只能看和听你们认为可以看和听的那个。

5、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以一个借口关掉一个正当行使法律权力维护法律公正的律师事务所。

6、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在阳光下公然行一已之私。

7、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开枪杀人只需说那是个人行为。

8、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我们愿意天天看着你们表演，你们个个都在演出变态。

这是你们主宰的世界，虚伪肮脏，所以请你们拿去吧。

我们不稀罕。

曾经有过一个时候，人们按照一个模式生活，差异就意味着死亡，大家共同举起手呼喊着同一个口号，那个年代并不遥远：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同时期的苏维埃俄国和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

你们的理想是回到那个时代吗？

one world,one dream,hang~?

你们高雅的紧啊。

而我们认为，人应当正视自己的内心，无论它高雅低俗，人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有充分的权力选择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尽管这种方式是多么的另类。差异使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使人类有可能相互倾听和平共处。压抑只能导致病态，扼杀只能导致虚伪。

这些话对于高雅的你们来说是不能理解的，你们沉迷于权力的假象，远离人的定义。你们的命运只能是和凯恩宝贝笔下的那个二必一样：仗着手里有枪又是男的就为所欲为强奸有点弱智的前女友，当一个手持大枪的士兵出现时，只能百般不情愿的被别人强奸挖眼。

唾弃你们虚伪的高雅，鄙夷你们予取予求的权力，不尿你们，并以与你们同处一个世界为耻。

【按：去年岁末一段时间，贝克就金融危机接连接受了多家德媒的访谈，就笔者收集的，就有《法兰克福周报》和《明镜周刊》两家访谈；老贝在这个危机的舆论上如此活跃，与他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早早就预言全球化时代有三大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金融体系有关；以下笔者将他和《法兰克福周报》访谈的几处重要部分译出，以期加深我们对危机后果的认识。笔者不断地感到，靠经济学家或金融圈内人已讲不出个危机的所以了，金融业以及经济界的无耻堕落，就像哲学形而上学的堕落一样，它们自己就是这危机的一部分——成为那种不啄木头或不懂得啄木头的 蚁，因此，对危机及后果的认识必定是已将危机本身和毒素清除出去的一种认识，亦即是与自摸自奖的认识划清界线的另一种认识了。】

在无知状态下的行动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家，论金融危机中（不啄木头）的蚁和欧洲的意义

……

但是这场金融危机是不是就一定会使民族国家陷入困境呢？

所有这三个危机（——指贝克在其新书《世界风险社会》“Weltrisikogesellschaf”中所论述的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金融体系”三大危机）都不能由民族国家单独来克服。但通过金融危机，我们认识到了社会局势的变革力量。一夜之间，西方国家的基本原则——自由市场经济——就不值一文了。就在不久前，我们还想通过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受约束的发展来拯救世界。恰恰是那些迄今为止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的人，现在都成了改信它教的教徒。很多党派中，政客们都在从新自由主义者转变成起码是逐条逐款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至今他们仍支配着国家预算中多得无法想象的钱。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公平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正恰逢时机，转而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式的国家主导体制的拥护人。现在一切都颠倒了个。这就是历史的诡计，它现在正自行其道于世界风险社会中。

Handeln im Zustand des Nicht-Wissens

Ulrich Beck, Theoretiker der Risikogesellschaft, über die Wendehälse der Finanzkrise und die Bedeutung Euro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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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r wird diese Finanzkrise nicht sicher auch die Nationalstaaten in Bedrängnis bringen?

Alle drei Krisen sind vom Nationalstaat nicht zu bewältigen. An der Finanzkrise erkennen wir allerdings die revolutionäre Macht der Verhältnisse. Über Nacht gilt das Grundprinzip des Westens nichts mehr: die freie Marktwirtschaft. Eben noch hatten wir die Welt durch deren ungezügelte Entfaltung retten wollen. Gerade die, die bisher jede Staatsintervention vehement abgelehnt haben, sind zu Konvertiten geworden. In den Parteien sind die Politiker dabei, sich aus Neoliberalen in wenigstens punktuelle Staatssozialisten zu verwandeln. Sie stellen bisher undenkbare Summen aus dem Staatshaushalt zur Verfügung. Viele der Vertreter des angelsächsischen Laisser-faire-Kapitalismus sind auf dem besten Wege, zu Befürwortern des chinesischen kapitalistischen Staatsdirigismus zu werden. Alles steht Kopf! Das ist die List der Geschichte, die sich in der Weltrisikogesellschaft Bahn bricht.

在新自由主义和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之间，我们的社会市场经济有没有机会呢？

在联邦德国的实践中，社会市场经济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很小的变体。恰恰在过去的几年中，在德国反而是社会的要素更多地被从市场经济中排挤掉了。另外，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纯粹民族国家的模式。这个模式对于全球时代的形势其准备为零。现在正出现的情况是，要由一个社会国家来负责金融资本。……一方面，一个服务于富人，服务于经济和国家财政的恩惠型社会主义正在被建立起来。但另一方面，为劳工者打造出的却是一个赤裸裸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要建立一切的市场这种意识形态破灭了，那么近些年来诸多改革的丰富成果也随之破灭，例如，高等学校的改革。其它一些领域里的私有化过程将会危害到我们的基础，即危害到我们富裕生活的根基。

Zwischen Neoliberalismus und chinesischem Staatskapitalismus hat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keine Chance?

In der Wahrnehmung der Bundesrepublik war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doch nur eine winzige Variante im kapitalistischen System. Gerade in den letzten Jahren wurde in Deutschland das Soziale ja aus der Marktwirtschaft eher abgetrieben. Außerdem ist es ein rein nationalstaatliches Modell. Auf die globale Situation ist es null eingerichtet. Was jetzt kommt, ist ein Sozialstaat für das Finanzkapital. Im deutschen Wahlkampf wird das nächstes Jahr sicher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en. Auf der einen Seite wird ein Spendiersozialismus für die Reichen, für Wirtschaft und Finanzen errichtet. Auf der anderen Seite aber wird für die Arbeitnehmer die Ideologie eines nackten Neoliberalismus bereit gehalten. Die Liberalisierung der Märkte aber wird weiter gegen die Hartz-IV-Empfänger第四阶段哈尔茨－受益人exekutiert werden. Die himmelschreienden Widersprüche, in die sich Politiker aller Parteien verwickeln, machen wir uns noch nicht klar. Wenn die Ideologie vom Markt, der alles richten wird, gescheitert ist, dann ist eine Fülle der Reformen der letzten Jahre gescheitert. Auch zum Beispiel die Hochschulreform. Die Privatisierung weiter Bereiche wird unsere Infrastruktur, die Grundlage unseres Reichtums gefährden.

您在笑。您这是一种愤怒，是一种无可奈何吗？

是的，这都是。但这也是对我们现在处境的结构性反讽。滑稽之处在于：恰恰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的成功把它自己推进了危机当中。当前这个局面的潜在的颠覆力量怎么能被解释得清楚呢，尤其是当大部分经济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思路都是以某种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危机的稳定状况和以向外扩张西方现代性和它的经济体系为出发点的时候？实干家们，比如像艾克曼（德意志银行长），都在说系统的风险。这该叫社会学家认真听听。在艾克曼眼里，他看到的很少是前几周被许多人评论的、倒也完全是现存的个人和社会的心理因素，比如说被丑闻化了的贪婪人性，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恰恰是放任自流的，毫无界限的，摆脱了民族国家法规的市场经济把它自身的体系推向了某种生存危机。

Sie lachen. Ist das Wut, ist das Hilflosigkeit?

Ja, das ist es. Aber es ist auch die strukturelle Ironie der Verhältnisse. Das hat doch Komik, dass gerade der grenzenlose Erfolg des Finanzkapitalismus ihn in die Krise treibt. Wie erklärt sich das Umsturzpotential der Verhältnisse, zumal doch die meisten 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Ansätze von einer weitgehend krisenfreien Stabilität und Expansion der westlichen Moderne und ihres Wirtschaftssystems ausgehen? Die Praktiker, Ackermann zum Beispiel, sprechen von einem systemischen Risiko. Das lässt den Soziologen aufhorchen. Es geht in seinen Augen weniger um die in den letzten Wochen viel kommentierten, auch durchaus vorhandenen individual- und sozialpsychologischen Faktoren, also etwa die viel skandalierte Gier, sondern um die Tatsache, dass gerade die freigesetzte, entgrenzte, von nationalstaatlichen Vorschriften befreite Marktwirtschaft ihr eigenes System in eine Existenzkrise treibt.

我们欧洲现在已经面临这个危机了吗？

没有。从风险社会学的角度看，事情关乎的总是事件的先期行为。风险指的并不是灾难。风险是人们当前对灾难的预先确定，是为了阻止一种绝不允许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出现。换句话说，我们急需要有某种预先准备。我们把形势放大，把它与1929年的经济崩溃和在此之后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我们把这个幽灵画在墙上，以调动一切力量阻止它进入正在开始的21世纪的现实世界。这样一来，就会出乎意外地出现某种从民族的到跨民族的政治范式的量子跃迁。那种迄今为止都支撑着我们对世界看法的、在民族的与国际的之间做出的区分将会被取消，或者，至少是在短时期内被一种世界之内大政治（Weltinnenpolitik）所取代，通过这个世界之内大政治，在世界经济与国家之间会有一种全球性的权力规则体系出现，并且这个规则体系必然是被重新商定的。……这场已被风险意料中的灾难让迄今为止都坚不可摧的理所当然之事失去了效力，并且给了政客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从贪婪的无赖摇身一变成为救世主了。

Haben wir die schon?

Nein. Risikosoziologisch betrachtet geht es ja immer um Antizipation. Risiko meint nicht Katastrophe. Risiko ist die Vorwegnahme der Katastrophe in der Gegenwart, um das Schlimmste, das ja auf keinen Fall eintreten darf, zu verhindern. Also Inszenierung tut Not. Wir überzeichnen die Lage, vergleichen sie mit dem Crash von 1929 und der ihm folgenden Depression der 30er Jahre. Wir malen dieses Gespenst an die Wand, um die Kräfte zu mobilisieren, es an seinem Eintritt in die reale Welt des beginnenden 21. Jahrhunderts zu hindern. So entsteht ungewollt in Quantensprung der Politik vom nationalen zum transnationalen Paradigma. Die die bisherige Weltsicht tragende Unterscheidung von national und international wird aufgelöst und wenigstens augenblicksweise abgelöst von einer Weltinnenpolitik, in der die globalen Regelsysteme der Macht zwischen Weltwirtschaft und Staat in Fluss geraten und neu ausgehandelt werden müssen. Bei uns schlägt sich das darin nieder, dass plötzlich Dinge getan werden, die noch kurz zuvor unvorstellbar waren. Innerhalb weniger Tage garantiert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plötzlich für 500 Milliarden Euro. Eine Billion DM. Das geht ruckzuck durch alle parlamentarischen Instanzen. Unfassbar. Die antizipierte Katastrophe entwertet die bisherigen ehernen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und gibt den Politikern die Chance, vom gierigen Schurken zum Weltretter zu werden.

你把这些说得都很积极。可是许多事情不是在手忙脚乱中做出的吗？

的确如此。事情还要更糟糕呢。我们是在一种无知的状态下，乃至是在不可知的状态下采取行动的。这的确是个新的情况，对此我们几乎无从了解。现在总当成例子引用的，1929年，那时世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事实上，我们手头上并没有什么真正可以比较的东西。声称能够为我们建立起一种理性判断的人类灾难经验，无论如何是不再有了。有趣的是，在这种无知的情况下——无知也殃及到经济科学——和这个鬼使神差般的大灾难中，国家，那个在这之前还应被尽可能地小写的国家，现在却成了一个中心主角，一个应塑造一切的主角。这个主角应该对目前的例外状态做出决定。他将会拿出数十亿元钱，却没有哪一个人能够肯定地说：这么做管用。也没有人对这一举措的附带后果哪怕有一丁点的了解，更别提把这种后果精确地预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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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beschreiben das positiv. Aber wird da nicht in Panik gehandelt?

Sicher. Es ist noch schlimmer. Es wird im Zustand des Nicht-Wissens, ja des Nicht-Wissen-Könnens gehandelt. Das ist ja eine neue Situation. Wir wissen kaum etwas über sie. 1929 - das wird jetzt als Beispiel herangezogen - galten doch global ganz andere Verhältnisse. In Wahrheit haben wir nichts wirklich Vergleichbares zur Hand; und die Erfahrung der menschheitlichen Katastrophe, die das rationale Urteil begründen könnte, muss auf jeden Fall verhindert werden. Interessant ist, dass in dieser Situation des Nicht-Wissens - das betrifft auch die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 und der beschworenen Großkatastrophe der Staat, der eben noch möglichst klein geschrieben werden sollte, zum zentralen Akteur ernannt wird, der alles richten soll. Er soll über den Ausnahmezustand bestimmen. Er wird Milliarden ausgeben, ohne dass irgendjemand mit Bestimmtheit sagen könnte: das hilft. Von den Nebenwirkungen hat kein Mensch auch nur die geringste Ahnung, geschweige denn, dass sie berechnet wü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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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两会“代表委员”不抱任何期望

凌沧洲 

“两会”每年在京城搞一把，会上的“演员们”倒是风光无比，可是不少人还是要为此去折腾或被折腾——申诉的冤民如飞蛾扑火，又是找有司衙门，又是撒传单，以为这些人还能出演把“青天老爷”，为之洗雪平冤；而为了营造“和谐”，交通警察、武警、保安、戴红箍儿的老头老太“侦缉队”都神经绷紧，在大街小巷亮亮他们的身影，一来必须保证“大道如青天，代表行无阻”，二来以其组织良好的队伍震慑住草民屁民。

这更加深了我的想法：我本人对两会“代表委员”不抱任何期望。

在中国的现行宪法中，代表的选举办法是有明文规定的，全国性的代表和省市的代表是不会直选的，不仅宪法中没有规定全国代表的人数，政协委员的选举办法和名额宪法中也没规定。

因此，两会也就是两个会而已，在法律上的定位不知从何说起。

人民代表是谁，政协委员是谁，他们谁代表了你，你选过谁，哪个人大代表为你在会上呼吁过什么，为你们的工作、钱囊、环境、奶粉安全以及为你孩子的结石呼吁过什么，你能不能在报刊电视台网络上批评他们，你能拍拍胸脯说你门清吗？！

但我对申诉的冤民和近期一些公民的公开信、陈情表、建议书，都持相当的理解态度，虽然从短期实际效果看，几乎等于零，但从长远来说，其意义决不可低估。

最大的作用，就是表明了公民的立场和态度，有的等于说出真相，有的表明决不可被征服的意志。

这是声音的力量。

就像我今天的这篇文章，声音很弱小，有人听到也会很不是滋味，有人也觉得很有共鸣。

争取自由和人权，首先就是从站出来说话开始。

这个体制把越来越多的人力和成本投入到维护表面的“和谐”中。人们未必能听到代表委员们的在会上的高谈阔论，但看到并深切感受到“代表”着“人民”的与会者，如何一年一度地把人民的基本“路权”也给代表了——这些其实是从技术层面上很好解决的问题，第一不见媒体呼吁，因为媒体都是官控的；第二，许多市民为此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体力精力，甚至包括底层警察们因此而付出的加倍紧张和辛苦——私底下可能也不乏怨声载道，党国高层决策人士是真不知道吗？

问题是：多年惯性如此，体制需要如此。

假如全国性代表、委员各有500人，而不是现在的几千人，找个大点的宾馆就全能住下了，讨论什么也都方便，也用不着经常进行道路交通管制。而且得真正节约多少会议费啊。比如北京北五环的北京会议中心，我想就能解决集中开会的问题。但是不行！人多与会议效率成反比，大佬们深谙其道；人多声音就更分散薄弱，大佬们也知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举手通过起来才更便捷嘛。如果只有各500人，500人中出几个特立独行之士，这特立独行的人又时不时来点特立独行之言行，呼吁点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就麻烦大啦！

一些演艺界、体育界的委员、代表人士，在他们自己的行当是把好手，但于代议制政治和民主自由，他们懂得个什么呢，不仅谈起法律不如我的律师朋友们，而且如果实现公开的直选、竞选，也未必能选上，但也大言不惭，提点不痛不痒的提案，说点不着四六的话题，年年耗费中国纳税人的巨大血汗而已。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生活着无数沉默、不幸的人们，他们耐心地观赏这一年一度的演出，当然，我不否定，像小脚侦缉队之类人是非常虔诚、投入地观赏，并且欢呼雀跃，容不得半点喝倒彩的。这些老头老太以及其他被震慑住的沉默的大多数，正是构成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因此，对于一个屡屡被征服的民族，对于一个曾经都参与制造现行体制与文化风俗的国民来说，都不要做一脸无辜状，这都是历史和现实的报应，每个民族都配得到他应得的。

但是，也有少许人站出来发言。我可以看成是忏悔和赎罪的开始，比如都曾经参与制造、拥护、容忍谎言。在历史的天平下，我们许多人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过错。今日国民的苦难，都有国民自己有意或无意选择的责任。

我们许多人重新选择，为的是自己不再像个奴隶跪着苟活，而能像个自由人有尊严地活着，并期盼我们的儿孙有一日能自由与尊严地活着。

美国畅销书作家克里斯·马修斯曾经写道：“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我幸运在场。……正是生活中的这种日复一日的折磨和人格伤害，最终摧毁了东欧的社会政治体系。森严的铁幕之所以被撕开，因为当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东德官僚体制的蔑视，那是一种 美化抽象民众、却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

尽管震慑、威吓从没停息并有加强的趋势，但民众的请愿、传单、公开信、呼吁，却越来越有从乞求、恳求到蔑视、冷眼的意味，此点，朝野各位人士、新闻工作者、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可不深察。

2009，3，5写于大唐帝国边城，幽州

【靠政府单位、哪怕是民主政府单位来搞民主政治，总是靠不住的，美国政府各届内阁单位在这方面的出尔反尔、只图利己私利就是个教训，对此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清醒起来：民主、自由、人权恰恰是相对于政府统治的民主和权利争取，美国的真正民主或民主制度，决不在美国政府，而在美国民众、民间，在哪怕非政府组织等等……下面一则消息给我们展现了另一种推进一国民主、人权事业的可能途径，属于我们常说的 野路子那类，而且当事人并不忌讳推进事业中的手段策略：你惟经济治国，我就拍卖交易，你若讲民族文化权益，我就找人权、自由、少数族群的软肋……注意，这回行事的主体还是一对“以左傾政見聞名的”同志兄弟吽……】

  【明報專訊】  英國與法國聯軍百多年前攻打中國，火燒北京圓明園，園內著名的十二生肖銅首像被奪走，其中兔首及鼠首銅像輾轉落入已故法國時裝大師聖羅蘭手中，將於明日(周一)連同其他700多件收藏品在法國拍賣。中國政府表明這兩座國寶獸首像屬中國所有，並派出中國律師團在法國入稟，要求禁止拍賣這兩件國寶。銅像擁有人、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的生意伙伴兼同性戀人貝爾熱(Pierre Berge)表示，若北京政府讓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並讓西藏人擁有人權和自由，他就會願意歸還銅像給中國，他明言這是「勒索」(blackmail)。

這場被譽為世紀拍賣會的「聖羅蘭與貝爾熱珍藏」拍賣會，將於23日至25日(周一至周三)在巴黎大王宮舉行，拍賣品共733件，包括8件中國文物，當中最受關注的圓明園的鼠首和兔首銅像，每個估值800萬至1000萬歐元(約8000萬至1億港元)。

外交部：中國擁獸首不可置疑

本報昨晚曾致電外交部新聞司，但無人回應。在本月12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姜瑜在記者會上曾就佳士得拍賣兔首和鼠首銅像一事，發表了中國政府的立場：「眾所周知，相關文物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被英法聯軍劫掠走，並流失海外多年的中國珍貴文物。中國對其擁有不可置疑的所有權，這些文物理應歸還中國。拍賣戰爭中非法掠奪的文物不僅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損害中國人民的文化權益，而且有悖有關國際公約。我們希望有關方面能夠慎重予以考慮。」

律師申禁制拍賣 周三有結論

雖然中國政府沒有直接阻止拍賣，但一個中國律師團已透過歐洲保護中華藝術協會(APACE)向巴黎法院提出緊急訴狀，阻止拍賣。法院會在當地時間周一上午11點半舉行聽證會，由法院決定是否接受開庭審理，若決定審理，會在24小時內開庭，在周三下午7時這兩件銅像拍賣之前有結論。

貝爾熱表示，他不擔心法院的禁制令。他解釋，兩個獸首是在150年前在中國被掠奪，就像在大英博物館陳列被洗劫的雅典神廟壁畫，也如同世界所有博物館內展示被掠奪的許多文物一樣，都已經有過法律和法院對法律的詮釋。「我買它們回來，完全受法律保障，所以中國所說的有點荒謬。」貝爾熱說。

貝爾熱：拍賣受法律保障

以左傾政見聞名的貝爾熱說，中國人與其被這個拍賣會激怒，不如多關心人權問題﹕「我已準備把這些銅像獻給中國，他們所要做的是宣布他們會在西藏行駛人權、給予西藏人自由，並接受達賴喇嘛返回領土。如果他們這樣做，我會很高興把這兩座銅像送返北京圓明園……這很明顯是勒索，但我接受這做法。」

同意擔任原告的APACE主席葛梅茲(Bernard Gomez)指出，兩個獸首像是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遺產。他說，中國政府並不想購買兩座銅像，而是要求歸還。葛梅茲表示，就算有關方面不肯交還，也應由法國收藏東方藝術品的吉美博物館收藏，供廣大公眾參觀，而不應由一名私人收藏家收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示，希望中法兩國能合作解決今次紛爭，並願意從中斡旋，令文物物歸原主。去年病逝的聖羅蘭與貝爾熱多年來蒐集大量藝術品，並成立基金會處理這批價值連城的藝術品。自聖羅蘭病逝後，貝爾熱便成為這批藝術品的擁有人。他表示，今次拍賣的收益會捐給愛滋病研究項目。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Hillary Clinton klammert wegen ihrer Visite in Peking Menschenrechte aus……

        you ，Madam Cli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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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一、  德媒今日对克林顿访华迅速反应，多篇文标题不掩话外音……

《明镜》周刊：Clinton klammert Menschenrechte aus——克林顿给人权问题划上括弧

《焦点》杂志：Clinton macht Bogen um Menschrechte——克林顿拐弯抹角避人权

《世界报》： Hillary Clinton will mit China die Krise beenden——希拉里.克林顿欲和中国一起终结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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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顶记者按：除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句，民间还有一句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前一句俗语看来是要被“科学”否定了，那么后一句呢——现在同样看来，这前后句有了某种关系，就是只要后句做到了对前句的否定，那就等于是对后句自己的肯定！而集这种 自我肯定 之举国大成的 中科院 和科研组们于是可以理直气壮地以这种否定加肯定的研究项目和成果，大行其道于这个社会中了！……】

“ 中科院发现跳水运动员智商高 郭晶晶乃翘楚 ”

来源：成都商报

配图：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句俗语可能是对擅长运动者的侮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魏高峡博士和她的同事们经过三年时间研究，包括对北京奥运会金牌选手等12名中国跳水健将进行研究，发现优秀跳水运动员在双侧丘脑和左侧运动前区上的灰质密度显著高于普通人，属于“四肢发达，头脑复杂”。
　　这项研究成果将发表在近期《自然科学发展》杂志上。魏博士等人首次采用核磁共振技术，对我国极具金牌优势的跳水运动员进行了大脑结构的探索性研究。该研究选取了年龄在13～17岁之间、国家健将级别、平均训练年限达到10年以上的优秀跳水运动员12名(男女各6名)；同时选取了在性别、年龄、体重、人数等人口学因素上进行了严格匹配的中学生进行对照研究。
　　结果发现，优秀跳水运动员的大脑结构与普通人之间的确有所不同，他们在双侧丘脑和左侧运动前区上的灰质密度显著高于普通人。这说明，运动训练不仅仅是改变了肌肉和动作，还改变了大脑结构。运动员非但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头脑简单”，反而由于多年的技能训练比一般人更具优势，在与运动有关的大脑组织和结构上，他们的大脑更为复杂，这两个区域的灰质密度增大意味着他们具有更强的运动能力。
　　魏高峡博士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抛开研究结果，她个人非常赞同一些教练的说法———高水平运动员如果头脑简单，根本不可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胜出。“国外早有研究表明，优秀运动员的智商最少是中等偏上。”
    记者：为什么把跳水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
　　魏高峡：跳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我们有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员。我们发现跳水运动员生活环境相对单一，跳水运动又是技巧性项目。对研究神经表征来讲，是非常好的研究对象。
　　记者：可不可以透露有哪些跳水运动员参与了这项研究？
　　魏高峡：因为我们都签署了保密协议，所以不能透露具体信息，他们都是平均训练时间长达10年以上的国家健将级运动员。我可以透露的是，其中一个研究对象参加了本届北京奥运会。(注：由于中国跳水队在北京奥运会上只错失男子十米台单人金牌，而参加这个项目的周吕鑫和火亮奥运会时都超过19岁，在2007～2008年魏博士进行数据搜集时不符合13～17岁的采样标准，而符合标准的只有林跃、王鑫和陈若琳，所以可以肯定有奥运冠军参与了这项研究)
    记者：灰质密度意味着什么？
　　魏高峡：灰质密度就是神经元密度结构。我们的研究证实了丘脑的灰质密度与人类的运动行为有某种程度的相关，也提示从事动作技能的康复性训练可以显著增加人脑的灰质密度。
　　记者：但老百姓口中的“头脑简单”意思不是运动能力低，而是不够聪明。
　　魏高峡：对，“头脑简单”是说认知能力。我的研究目的不是证明这句话不对。而以我的研究结果，运动员实际上是头脑复杂。
    记者：以后还会研究其他项目，比如篮球、举重吗？
　　魏高峡：篮球等运动属于开放性运动技能，相对更难。国外学者研究过使用手指频繁的职业，比如钢琴师，因为精细活动投射在大脑里的区域更大。我未来希望能研究射击射箭项目，探索心理素质在大脑里的表现。研究全民健身项目也是一个目标；以后我还希望对运动员从小进行跟踪研究，让过程更加严谨。

(本文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

出处：    中科院发现跳水运动员智商高 郭晶晶乃翘楚

——（与此同时同一个版面上还另有几行文字，让我们又见识到这些 高智商 的幸运儿们 “光彩” 的另一面：）

 Der Schuhwurf von Cambridge und von Bagdad ——剑桥的扔鞋与巴格达的扔鞋

德媒关于扔鞋子潮流的报道（图片）：

点评：大学、甚或名校大学如今还能保持一块民主乃至民愤的飞地、净土么？

……相比之下，有关对此事件的文字说明，却显得迂腐、乃至腐败，请看剑桥学校发言人所做声明里的一句：

"Die Universität ist ein Ort von Diskussionen, Debatten und wohlüberlegte Argumente, nicht aber fürs Schuhwerfen ——大学乃一讨论、争辩乃至审慎论证之地，而非摔鞋子场所", sagte Universitätssprecher  Tim Holt.

——剑桥是何等地块？因为它是剑桥、是知识科学过程地块就不许扔鞋了吗？巴格达就可扔鞋了吗？在扔鞋一事上，剑桥与巴格达到底哪块地更有民主政治呢？到底哪块地还在继续上演现代狼与羊、小红帽与狼婆的知识弱智寓言？